- 時間：2025-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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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甘肅日報
彭邦本
作為深耕田野考古與文獻研究的學者，王仁湘的《中國史前飲食史》《飲食與中國文化》《中國古代人物圖像資料》等系列著述，皆以靈動文筆詮釋深奧學術，將考古發(fā)掘與研究成果向大眾娓娓道來，詮釋了雅俗共賞的妙諦，堪稱學術大眾化的典范。此次他的新書《符號時代：信仰與早期中國》（下文簡稱《符號時代》），不僅延續(xù)了以往的風格，還帶來一系列學術新見。
作為史前符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該書凝聚了作者在“符號時代”領域半個多世紀的深耕成果，依托對全國各處考古遺存的熟稔掌握，通過縝密的考古研究與學術理論，從符號視角構建起對早期中國信仰世界的系統(tǒng)闡釋，深入探討中華文明起源及文化綿延的深層根源。
該書始終緊扣史前文明起源這一核心命題。首章“方圓之間”解析方圓圖符象征的天地、陰陽世界觀；次章“見日之光”揭示各類符號背后的太陽崇拜；第三章“四方神系”探索史前“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符號對應的空間體系；第四章“合歡輪回”剖析寄托古人“平安快樂”“人際和諧”等美好情感希冀的圖形符號；末章“眾神之像”呈現(xiàn)史前神像建構的虛擬世界，以及它們背后的藝術和信仰。
該書在學術探索上，取得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突破：
第一，作者通過深入探究史前符號與信仰世界，為中華文明起源路徑的形成提供詮釋，進一步豐富了我們對中華文明從涓涓細流逐步匯聚成波瀾壯闊的江河這一發(fā)展歷程的認知。
該書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實證史前中國存在著一個符號時代。在文字出現(xiàn)之前，符號已經(jīng)統(tǒng)領著一些特定區(qū)域的人群，并影響著他們的思維模式與行為范式。作者經(jīng)充分研究指出，白陶壓刻、玉石雕琢、彩陶描繪，構成三次史前藝術浪潮，留下了類同的神形。各區(qū)域先民依循相同的符號在信仰體系層面達成廣泛認同，彼此相互理解，為文明的起源與形成源源不斷地注入精神動力。作者通過實證研究指出，獠牙神面和八角星紋等在史前被大范圍長時段認同，生動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的開放與包容。在中華廣袤地域間的交流進程中，符號承載并被用以傳遞思想、信仰、藝術，促使不同地區(qū)間形成文化認同，為融合發(fā)展奠定了文化基礎。
第二，作者憑借豐厚的資料儲備，深刻闡釋了史前時代孕育的華夏文明根脈，以及其與當今中華文明之間的脈絡關聯(lián)。作者洞察到商周青銅、玉器上的龍虎紋，實為早期陰陽觀的具象化，可追溯至以廟底溝文化為代表的彩陶紋，以及湖北天門石家河文化玉神像。
作者精細梳理的太陽崇拜體系尤其具有啟發(fā)性。高廟文化“飛翔”的獠牙神面展現(xiàn)了人們對太陽的崇拜，而輻射中國西南地區(qū)的三星堆文明出土的青銅神樹，更是將太陽崇拜的神話演繹得栩栩如生；在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遺址上，出土的象牙上已經(jīng)有雙鳳朝陽刻紋，與3000年前成都平原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箔相映成趣。
再者，寄托美好情感寓意、如今廣為流行的中國結，其身影不僅浮現(xiàn)于漢代畫像磚的合歡結圖像之上，早在春秋時代的銅器紋飾中便已初現(xiàn)端倪，甚至在近6000年前的崧澤文化陶紋里，就已出現(xiàn)類似的編織圖形。自西周以來，人們對同心同結的歌詠喟嘆從未間斷。
不同時空下，對以陰陽、太陽、合歡結為代表的古老信仰的堅守、認同與傳承，凸顯華夏文化根脈的堅韌頑強，彰顯文明的生生不息、綿延不絕，這些源遠流長的精神、觀念至今仍深深浸潤著我們的生活。
第三，作者立足思維與精神維度，開創(chuàng)性地解讀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為早期中華文明研究開拓了嶄新的思路與方法。探索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fā)展，是深化我們對中華文明認知的關鍵環(huán)節(jié)。相較于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度、古印第安等古文明研究，我們對早期中華文明精神與思維的剖析相對薄弱，而該書正是作者在此領域深耕探索的結晶。誠如作者所闡述，符號提煉是形象思維的結果，它強調象征意義，人類因信仰而創(chuàng)造符號，不僅傳遞思想、信仰，亦承載藝術內涵，人類智慧于符號的孕育與演進中持續(xù)升華。作者從早期中國紛繁復雜的符號與信仰世界中，提煉出五個緊扣人類生存發(fā)展的核心概念：象征地與天、陰與陽，構建出真實世界和虛擬宇宙的方圓圖符；象征生命之源，為人類帶來溫暖、光明、希望的太陽符號；象征空間與方位，對應人類生產生活所依附的地理環(huán)境——天空、陸地、河海的四方神符號；象征美好期許，為人類提供情感支柱和慰藉的合歡輪回符號；象征人格目標，為人類帶來精神支柱與勇氣的神像符號。圍繞這些主題，通過對考古資料、文獻資料的廣泛搜集和深入研究，作者從思維與精神的角度，對中華文明的形成等重大議題，展開審慎且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闡述，填補學術空白，建樹頗高。
文化是構成人類社會與其他生命世界本質區(qū)別的特殊表征，文明則是人類文化發(fā)展的高級階段。而人類精神世界源遠流長、生生不息的創(chuàng)造物之一，就是內涵極其豐富而形式多元多樣的具象—抽象符號和符號體系，不僅具有明確的形式，亦具有約定俗成的名稱和意義，王仁湘稱之為形、名、義。毫無疑問，作為文化發(fā)展高級階段標志的文字，也是一種符號，而且是內涵最豐富復雜、表述最準確自如、識別力和傳播力最強的符號系統(tǒng)，因而產生了最廣泛廣闊的認同度。因此，文字及其應用于記錄人類社會信息，最早成為經(jīng)典的文明時代標志。
然而，作者并沒有停留于此，而是立足于其長期研究史前和早期符號、成果豐碩的扎實基礎，進而鮮明地提出：“文字的出現(xiàn)，一定與符號相關；文明的形成，也一定與符號相關。”盡管“史前創(chuàng)制的符號并不是文字，卻具有準文字意義，甚至發(fā)揮了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并大膽推測“或許不久的將來對文明時代關于文字標準的定義也會發(fā)生改變，文明史的長度也會大大向前延展”，此說意味著，在一定條件下，符號本身就可以成為文明的標志。
總而言之，該書緊扣史前時代中華文明孕育誕生這一核心主題，以符號、信仰、思維為探索路徑，展開獨具匠心的研究。無論是學界同仁還是社會大眾，都能從中汲取深邃持久的文明力量與豐饒醇厚的學術養(yǎng)分。
?。ā斗枙r代：信仰與早期中國》，王仁湘著，巴蜀書社出版。作者系四川大學古文字與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